石介

宋初百年儒学复兴的历程是从重建道统谱系开始的，石介于儒道久丧之后力挽狂澜，将北宋儒学的承袭脉络直追系到韩愈、孟子，其开拓创新的胆识和功绩尤值得后世肯定。石介以道统谱系的方式开始了“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的自觉努力，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导夫先路。

石介是北宋庆历之际为儒家争“正统”、排斥佛、道二教和抨击四六时文的思想家。关于“理”，“气”，“道统”，“文道”等论对后来理学的形成起了筚路蓝缕之功。所以宋代的理学家对石介的评价一向很高，如“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子语类》)“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熹更称赞石介“发明一平政底道理”，是超过韩愈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个“刚介”的有“不动心”的人等等。

道统论：

石介几乎言必称“道”，“尧舜汤文武之道”排列出了一个比韩愈要详尽得多的儒家“道统”的名单，其中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参见《徂徕集》卷七《尊韩》)，以及孟轲、扬雄、王通、韩愈这些“贤人”(《徂徕集》卷十四《与士建中秀才书》)。即“三才九畴五常之道”。道统思想是儒家对抗佛、道的重要依据，也是吸取二氏理论成份确立“道学”地位的奥妙所在。标志着由笺注到义理的过渡，从而完成了思辨体系的建立，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佛道的批判

石介认为：“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辨惑论》)表现了一定的无神论因素。

石介从维护儒家学说的立场批判佛、道，“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于是“圣人之道”中断而“王道绝矣”(《读原道》)。这不仅危害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危及到封建国家的政治，“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去二画本纪》)。“佛、老害政教”(《上范仲丞书》)

石还要求禁止淫祀、淫祠。所谓淫祠是指滥设的祠庙。这往往与封建世俗迷信的泛滥分不开。因此，历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无神论者大都对淫祀、淫祠持反对与禁止的态度，“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都是指禁除封建世俗迷信，石介把“宽赋”、“遏贪暴”和禁除“迷信”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三项同等重要的政治措施，只要把这些措施付之行动。就可以出现“乐民”、“安下”、“淳风”、“正本”、“厚教”、“明道”的理想社会。这一进步观点，对社会大搞寺庙建设有积极启导意义。

粗俗唯心主义

石介的哲学思想是矛盾的，他在批判佛、道的天堂地狱、长生不死的“怪妄之论”时，表现了一些无神论、唯物论的因素。但是他认为“天福善祸淫，皇天无亲，惟道是辅”“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不同意唐代柳宗元“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石介认为不合“圣人六经之者”，“天人相去其间不容发”。认为“天之治曰祸福，君之治曰刑赏，其出一也。”从哲学角度为封建统治阶级刑罚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无他道也”。他提出：“道者何谓也，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万物者，乾则，以君况焉;尊万邦者，君则，以义拟焉”。“君统”与“道统”于一个道体，受一个原则支配。这一理学思辨体系，显然是后来理学形成的基础。

道气性理

石介提出：“道”、“气”概念解释世界，“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有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穷、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宋城县夫子庙记》)。道(或理)和气形成了后来理学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概念。

石介初步勾画了道和气的一个轮廓;道是高级的、主动的原则，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实体;气则是低级的，被动的、缺欠的物质性的东西。

石介还提出“性”和“理”的学说：“夫物生而性不齐，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备，长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后物性遂……《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也。长育而后人材美，《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是也”。“道”的极致是“中和”，即“和，理之至道;中，理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什么是“中和”?他解释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之将生，必先几动焉。几者，动之微也，事之未兆也。当其几动之时，喜也、怒也、哀也、乐也，皆可观也。是喜怒哀乐合于中也，则就之;是喜怒哀乐不合于中也，则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绝之，故发皆中节也。”

性、情问题是宋代道学家谈得最多的中心问题之一，其总的倾向是把情等同于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来统驭情欲，也就是说人类的自然愿望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封建伦理。石介这里的论点虽然还只是萌芽，但与尔后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通的。

神秘主义

石介论史，复古为则，开宋代理学家历史观的先河;但同时他也重视“运”和“气”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圣人乘气，运乘气。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圣人生，乘天地正气，则为真运。运气正，天地万物无不正者矣”。“至正之气行于天地间，……有毛发之隙，容邪气干之，正不纯一矣。故运气正，必有圣人乘之而王”。“运”、“气”和圣人的出现都带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随后邵雍创出一套“元、世、运、会”的先天格式，再后的朱熹则构造出一套“理、气、天、人”的系统哲学;两人的历史理论都比石介更进一步地以历史循环论来论证其合理性。

民本政治观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中说：

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然则民其与天下存亡乎！其与国家衰盛乎！

石介的民本论，反复引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仁义”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诛除贪官污吏，尽管“杀伤虽多”却是“仁”于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根本策》)。他甚至认为秦末陈胜是个豪杰，“陈胜不堪秦之民役苦，愤然举兵以诛秦，豪杰矣。”(《根本策》) 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有一点公允之论，这也是很少见的。

“豪强兼并，权要横暴，则贫人困矣'。(《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 石介把这些贪官污吏比作虎狼，以为必须予以惩治，他说：。只知虎狼有牙齿，害入不独在虎狼，臣请勿捕捕贪吏。”(《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 对那些“无功而食”的大官僚，石介痛骂连禽兽也不如，他揭露这些“素餐尸禄”的腐朽官僚，不仅平时“贪荣取宠不知休止，聚财积货不知纪极，饱而食，醉而眠，”而且“陈功劳，叙阀阅，矜材能，荐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责臣》)但当国家一旦有事，譬如说要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他们便“偃促君命，优游私家”，“称才不称任”。可谓揭露形象深刻。

因此他主张裁革冗官司，澄清吏治，推行仁政。在《明禁策》中批评朝廷，“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茗皆有禁，布棉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几乎一切与人民生活有关者皆有禁，唯独“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因此他建议“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则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这种批评是相当大胆尖锐的。

文学批评思想

石介不仅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是宋初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之一，他对宋初浮华文风的批判和古文运动的提倡，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道统与文统一致的观点，对以后理学家们的文学批评论有直接的影响。

宋初继承了五代的陋习，在文学上占了主导地位的是以杨亿(大年)为代表的所谓“西昆体”。 他批评那种文风造成的结果是“仁义消亡，圣经离散”，其患“甚于杨、墨。”他把文章视为儒教的工具。他与欧阳修、曾巩一齐严厉批判 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怪说中》目的是“使有宋之文，赫然为兴，与大汉相视，巨唐冈风哉!”(《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二) 他的文论：“学为文，必本仁义”。是为儒道服务的，他认为道统即文统，文统只是道统的体现，道统之外，无所谓文统。“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文中子、吏部之道，”既是道统，又是文统。他的文统论又把文只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三皇之书”、“五帝之书”、《诗》、《书》，《守乙》，《乐》、《易》、《春秋》等等。石介的道，文一体论，为后来的理学家们所重视。理学家们的文学批评思想，如周，邵，二程、朱熹等等，基本上都是道，文一体论，强调文章要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内容，以道统为标准衡量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史上，石介开了理学的文学批评的先河。

教育贡献

石介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开办书院，主持地方学官，终其一生不遗余力。

景祐元年(1034)，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

景祐二年(1035)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其为“信道堂”。其旧址今在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后来由于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于是又到泰山中麓凌汉峰下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

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徕山居丧期间，于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以后，石介、孙复相继入国子监直讲，太学兴盛，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泰山书院主持乏人，渐趋衰落。明朝弘治年间，曾在其旧址重建书院，嘉靖间，为祭祀孙复、石介二人建有二贤祠，隆庆间，增祀胡瑷，称三贤祠。1995年泰安市政府把泰山书院修葺一新，重现古老风貌，与大兴书院讲坛有积极的意义。

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的学风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尊师重道，不计较职务高下。当时孙复是一个累举四次不第的秀才，落魄不得志。而当时石介却早已进士及第，并且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二人功名及职务、地位诸方面都有高下之分。石介却不以为高，却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释儒弘儒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泰山书院在讲论儒家经典时已抛弃了汉唐儒者所孜孜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以阐发大义为主，并对经典传注的不合理成分展开了批判和否定。

石介出生于一个“世为农家”“豪于乡里”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其父石丙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进士，“专三家《春秋》之学”，“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二十多岁时，他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开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遗迹，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进南都学舍，跟随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诵读诗书。天圣八年(1030)，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任郓州观察推官。

石介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生。故里在今泰安市徂徕镇桥沟村。其地，负泰山、挟徂徕，汶水注其后，经其西，负山面水，环境优美。石氏家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至石介时，家族日益繁茂，至其父辈已十六院。据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石介“世为农家”，父亲石丙，“专三家《春秋》之学”，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御前擢第，仕至太子中舍”。石介少时所受的教育已不可考，但精通三家《春秋》学的父亲对其以后的治学方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官僚的家庭背景对其成长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由于石氏是个合族聚居的封建大家庭。他为照顾家业，“乃泣别庭闱，远来田园，学老圃老农之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七)培养了石介自立和体恤他人的优良品质。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二十三岁，在应天府读书求学于范仲淹。当时，晏殊知应天府，重视兴学育人，且适逢范仲淹因母丧居于家，晏殊延请为应天府书院掌学。石介于此时来到应天府，从范仲淹学，受其教育和影响颇深，这为他此后能够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得中进士，成为北宋初年重要的思想家奠定了良好的学识基础。并因为有这一段从学范仲淹的经历，石介在心里把范氏当成自己的道德和学问之师与益友、同道。由于范仲淹的声誉，四方青年都纷纷慕名而来，一时出了许多人才。所以到了庆历新政时，他们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青年时代的石介笃志好学，清苦自甘。“寓学于南都，其固穷学，世无比者”。 王渎听说他贫穷，便把会客时的美餐送给石介，石介说：“早食膏粱，暮厌粗粝，这是人之常情。你赠送的美餐，我不敢受”，宁可贫食粗粝，以继苦学。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石介游历河朔。满怀激烈心情作《过魏东郊》诗一首，对柳开极度追慕之情溢于言表。至誉为“事业过皋夔，才能堪相辅”。石介对柳开的赞美，不仅限于古文的道统方面，推戴他“著作慕仲淹(王通)，文章肩韩愈”;而且颂扬其武略：“帐下立孙吴，尊前坐伊吕。笑谈韬钤间，出入经纶务。”这反映了青年时代的石介，不惟具有齐鲁之邦的古文传统，而且不乏北国少年的尚武精神。“匈奴恨未灭,幽州恨未复”更是出于青年石介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极度关注和历史责任的自觉。

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二十六岁，“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郓州秩满，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通过士建中介绍，石介与孙复一见如故，景祐二年(1035年)冬，石介为其筑室泰山之麓，创建泰山书院(泰山书院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称作是宋明理学的活水源头)。此后两人成为亦师亦友同道人。是年冬,杜衍推荐，石介辟为御史台主簿，旋以上书“以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为借口，罢而不召。实际原因是新帐老账一起算。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谏，“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仁宗皇帝赵祯少年登基，不免好色，而又自尊心极强。石介指责皇帝“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渐有失德”“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石介被罢，当此原因。

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南京秩满，以父年老(石父丙已七十岁)，代父远官，遂任嘉州军事判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写了大量的即景咏怀诗歌。到任才一月，因母亡，即归家奔丧。“垢面跣足”，“躬耕徂徕山下”。石介身在徂徕，心忧西北边事，他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忧虑心情。“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偶作》)提醒朝廷：“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顾，二鄙独不庭… …孽芽已滋长，蛇豕极膻腥。渐闻颇骄搴，牧马附郊垌。”民族危机，忧心满怀。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石丙亡故。居父母丧期间，石介在徂徕山长春岭建“徂徕书院”开馆授徒，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国子监直讲。于是太学大兴，生徒由原来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徂徕先生墓志铭》欧阳修)。古文运动在国家最高讲席蓬勃开展起来。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皆任高官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颂刚脱稿，孙复就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韩琦荐之“直集贤院”。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和庆历七年(1047)六月两次下令核查存亡实况，有长者之风的知兖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和见义舍身青年才俊龚鼎臣具保，幸免发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件。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去世不久，乡人为他和孙复建“鲁两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