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
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
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
暗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
它们既有陶渊明篱边菊花的色彩,又有罗含宅中的香味。
菊花不怕露水的沾湿,可是害怕夕阳的来临。
愿意留在水边畅饮的人的鹦鹉杯中,希望来到富贵人家丰盛的酒席上。
融融:光润的样子。
冶冶:艳丽的样子。
陶令:指陶渊明,因其主彭泽县做过县令,故称陶令。
罗含:(公元293年一公元369年)字君长,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今湖南未阳市)人。博学能文,不慕荣利,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被江夏太守谢尚赞为“湘中之琳琅”。桓温称之为“江左之秀”。官至散骑廷尉。年老辞官归里,比及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时人以为德行之感。
禁:禁受,承当。
重露:指寒凉的秋露。
怯:胆怯、担心。
残:一作“斜”。
金鹦鹉:金制的状如鹦鹉螺的酒杯。泛:指以菊花浸酒。
白玉堂:指豪华的厅堂,喻朝廷。升:摆进。
李商隐内心深处对自己屈居县尉一事,不甘久居,一心想入朝任职。开成五年,他的岳父王茂元入朝为官,他便告假携眷到长安居住,以求汲引。此年九月四日,为谋求新的出路.他又辞去宏农县尉。到会昌四年。在杨弁之乱过后,他又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县)。这首诗即作于此时。
〈菊花〉诗的末联“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与本诗末联所抒发的感概,可以说同中有异。在〈菊花〉诗中,笔者曾经说到,李商隐对于升君白玉堂一事,已觉无望,却想到自我毁灭,成为菊花酒,这样便可以浮在用黄金铸成的鹦鹉杯,升上用白玉砌的殿堂。这种感情,虽嫌激烈,却毕竟带有升上殿堂的愿望。到本诗,那些激烈的感情淡化了,苦竹、椒坞、微香、涓涓泪、寒雁、暮蝉、细路独来、清尊相伴,一片叹老嗟卑的味道,甚麼火气也没有了。其殆晚年的自叹之作欤!
除了末联,前四句形容菊的色、香,与〈野菊〉的笔法相类,只是后者的描述更为抽象,以作者的观感为主。五、六写凋零迟暮,亦与「已悲节物同寒雁」的情感相类。末联则可见上述的分析,笔者对於此文有二点看法:首先,说李商隐「自我毁灭」实是见仁见智,我们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升华,成为菊花酒是需要酿造的,留下的反而是精华,所以〈菊花〉诗的情感的确比〈野菊〉来得积极一点。再者,李商隐尽管叹老嗟卑,但基本性格是不会变的,前文曾分析〈野菊〉诗中的苦竹、椒坞、微香,与〈菊花〉诗的陶令、罗含同样有贤才的涵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才能品格的肯定。我们从〈菊花〉、〈野菊〉、〈临发崇让宅紫微〉三首诗中,可以看到李商隐处在不同时空之下的感叹,但是也可以见到李商隐始终如一的态度,诗人的自尊心不曾稍减。最后,笔者以为选用〈菊花〉诗对照〈野菊〉,较另二首诗作更适合,既可以摆脱附会史事的牵强,亦可於写作技巧、用词遣字、情感强度作同中有异的比较。
屈复曰:「通首不出题,亦是大病。」则是正好说明了〈野菊〉为何较〈锦瑟〉的诗旨来得明确,〈野菊〉一诗虽未有任何「菊」字,对於菊的形容也是十分抽象,但是纵观全诗句意,则句句不离菊,首联写菊的生长环境和形态,颔联写诗人爱菊、怜菊之心,颈联写诗人忆起当年赏菊之乐,末联写菊未被种植在宫中的遗憾。同样,前文所提及的〈菊〉也是通首不出题,因此都显得诗意十分单纯,也令人有思想范围狭窄的感觉。就写作技巧而言,野菊、苦竹、椒坞,多层次意象组合的完美搭配,忍字与省字的简明精确,李商隐用字遣词可谓匠心独运。然而诗旨却完全围绕在怀才不遇的自怜情绪中打转,看多了李商隐这类为数不少的作品,真会让人怀念起李白的豪迈潇洒、杜甫的忧国忧民。(邓中龙分析)
李商隐 :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