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五十五岁时离开鲁国的,他先去了与鲁国相邻的卫国。在卫国期间,卫灵公出尔反尔,君夫人南子态度暧昧,所以他一直去留不定,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此后他带着弟子们奔走于卫、匡、浦、曹、郑、陈等国之间,经历了许多磨难:过匡时被匡人拘押五日,适宋时受到宋司马桓魋的威胁,在郑国又与弟子们在东门走失……一路奔波鞅掌,何其凄惶。六十岁时,孔子在陈国。《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室,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孔子家语·辨物》对孔子未验先知又进行了演绎:
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以上记载至少提供了以下信息:一是孔子六十岁时在陈国;二是孔子虽然周流在外,但仍然心系鲁国,他对于鲁国国内的动态比较了解,许多事情都能够未卜先知;三是孔子在陈国未见重用,所以子贡发出“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的感慨,并建议陈惠公与其贵而好之,不如从其道而化之。
孔子大约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卫、过宋而至陈的,这一年他正好六十岁。到陈国后,他开始住在司城贞子家。“司城是官名,“贞子是谥号。古代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可见司城贞子是一个有德君子。经司城贞子引荐,孔子出仕“为陈侯周臣,受到陈惠公的礼遇,“宾之于上馆,经常出席陈国贵族的宴游活动,为陈侯解答“楛矢石砮来历之类疑难问题。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陈国地处南北要冲,国贫兵弱,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吴、楚等大国的侵扰。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兴兵讨伐陈国,陈国向楚国求援,楚昭王亲自率军驻扎在城父。当年秋七月,楚昭王病死军中,楚军“潜师闭途而还,陈国形势严峻、岌岌可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孔子见吴国军队大兵压境,大战在即,只得辞官而去,逃离陈国。孔子在陈国淹留三年,所以孟子说他“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
孔子离开陈国后,受到楚国叶公诸梁的邀请,带着弟子们渡过颍水,匆匆赶往楚邑负函(今河南信阳),行至陈、蔡两国边境时竟然断粮数日,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困顿窘迫之极。“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困境之中,随从的弟子们难免对孔子流露出不满情绪,子路更是按捺不住火爆的性子,说出一些过激的话(逆耳之言)。《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而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师徒之间的对话火药味十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还是表现出较高涵养,真正做到了“君子坦荡荡,他反复强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了安抚弟子们的情绪,他分别找子路、子贡、颜回等年资较深的弟子谈心,要求他们打消疑虑,坚定信念,精诚团结,共同战胜眼前的困难。
孔子等人在往返负函的途中,必须经由新迁于上蔡的蔡国。蔡国是周初分封的中原诸侯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为吴所灭,大批遗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们坚持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愿接受南蛮异族文化同化。孔子在途中遇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都是故蔡遗民,他们为了保持名节,甘守清贫,隐姓埋名,不愿出仕。当他们听说孔子远赴楚国求仕时,都表现出极大的敌意和鄙夷,极尽冷嘲热讽、挖苦讽刺之能事,说了许多令人难堪的话(逆耳之言),故而引出了孔子关于“六十而耳顺的话题。
关于“耳顺,前人做过多种诠释,多与“顺天和“从人联系起来理解,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繁复。孔子所言“耳顺,应该与他六十岁前后的遭际有关,并无其他特别含义,因为孔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在三十岁时就基本形成,五十岁时已完全成熟,六十岁时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变化,至多在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上作一些细微的调整,以期更加随性、从容而已。
孔子六十岁前后身陷困境,屡遭磨难,不仅受到弟子们的质疑,也遭到楚狂接舆等故蔡遗民的奚落,各种负面声音不绝于耳。说话与听话互为主客体,如果以说话者为主体,他可以说出顺耳之言(今人说话中听仍言“顺耳)或逆耳之言;如果以听话者为主体,他可以对别人说的话作出回应或不作回应,即便话再难听,他也可以无动于衷、未行于色、不争不辩,这就是“耳顺。孔子六十岁前后,人生经历了许多坎坷磨难,修养日臻完善,心境愈加沉静,此时他已经不再需要与别人争辩什么,明白人自然明白,糊涂人说得再多也无用,所以你说我听,听完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心中了无挂碍,这就是“耳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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